要有“烟火气”,不要有“火药味”
要有“烟火气”,不要有“火药味”🕣《要有“烟火气”,不要有“火药味”》🎴从方法论的维度理解斗争的规律、艺术和方法。斗争既是有原则的,也是有规律的,而不是乱斗。要认识斗争规律,把握斗争艺术。在关于斗争的决策上,做到“三统一”,即坚持增强忧患意识和保持战略定力相统一、坚持战略判断和战术决断相统一、坚持斗争过程和斗争实效相统一。在斗争的过程中,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注意方式方法火候,把握好时、效、度,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在斗争中坚持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斗争中争取团结,在斗争中谋求合作,在斗争中争取共赢。
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首先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要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政策、推动工作。当代中国最大的客观实际,就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制定政策的客观基点,不能脱离这个基点。准确把握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新特点,使主观世界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按照实际决定工作方针,这是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的工作方法。,要尊重回族同胞的习惯,从每一个细节做起。
比如,2016年1月2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传播宣传好增强“四个意识”,首先就有一个正确理解和把握其内涵和实质的问题,这是一个前提。理论宣传工作者对“四个意识”,不但要“知其然”,而且还要“知其所以然”,在正确认知的基础上,解决好“怎么办”的问题,即解决好如何把增强“四个意识”转化为实践行动的问题。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与党章规定的“四个服从”一脉相承。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这“四个服从”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党的纪律建设的核心内容。党的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只有切实增强“四个意识”,自觉坚持和维护“四个服从”,才能使全党产生无比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从而团结带领人民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对“四个意识”的真切把握入手,以此为基础和条件,才能更有效地做好这一党的创新理论的传播工作。,理论的渊源和属性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总会通过理论本身所包含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实而又顽强地表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海上力量一直是中国政府努力的目标。作为综合国力特别是科技力量象征的航母,自然也在中国决策者的视野之内。然而,囿于经济、技术等多种原因,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竟迟迟未能拥有属于自己的航空母舰,这不禁唤起了国人对航母的深深渴望。甚至民间一度曾有过号召全体中国人捐款造航母的呼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人的航母情结。2012年9月,辽宁号航母入列中国海军,中国航母终于起航。,1934年7月,为策应中央红军反“围剿”斗争,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进行西征,并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拉开了长征的序幕。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11月,红二十五军也因不能打破敌人“围剿”,撤出鄂豫皖苏区,进行战略转移。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党政机关撤离苏区开始长征。同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由于敌人重兵压迫,也根据红军总部指示,撤离湘鄂川黔苏区向西转移。由此,南方红军各部分别开始长征,战略转移由局部发展为全局。由于敌人重兵“追剿”,中央红军原计划在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并在贵州创建新苏区的战略意图均未能实现。弱小的红军只能向经济、交通都比较落后,国民党统治也相对薄弱的中国西南部、西部和西北部转移。这样,红军的战略转移便发展为万里长征。各部红军转移的走向基本一致,形成了途中各部的会师,并由局部会师发展为三大主力会师,终于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胜利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奠基于西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取得长足进步,出版的著作、发表的论文排在世界前列,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取得理论创新成果,并成功地指导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但是,在世界话语体系中“西强我弱”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尽管世界上随处可见中国制造的产品,但缺少被世界广泛接受的中国学术话语;尽管我们进行了鲜活的实践创造、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创新资源,但广为中外传播的中国话语还不够丰富。这些都说明,与时代的深刻变化和实践的发展相比,与中国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和丰富的理论资源相比,我们的话语体系创新还相对滞后,“中国故事”还没有在世界讲好,“中国好声音”还没有在世界更大范围内传播。这就要求我们在打造具有自身特质的话语体系上下大功夫,以利于形成更加广泛的影响。,马克思否认了对利润追逐的天然合法性,并在利润的获取中发现剥削的存在。在剥削的视角下,马克思看到了劳动力变为商品的特殊性,并从“合乎理性的”劳动价值论中得出了剩余价值的存在,从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成熟而科学的剥削理论。因此,马克思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完成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不再以探寻“资本主义社会究竟如何运行”为基本问题,而是以探寻“资本主义社会究竟如何灭亡”为自己的使命。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从政治经济学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跨越,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场伟大变革。
党内政治生活的健全与否,关系到党能不能够保持自己的性质,能不能够为人民长期执好政、掌好权,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而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导致的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就是政治生态的恶化。我们知道,人是生活在一个自然的生态里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都会给人的生命造成威胁。一个党也有政治生态,这个生态是党存在的状态,党内的干部、党员之间的关系,以及党员干部和环境的关系。这个政治生态现在出问题了,本来有党章,有党规,有好多党的纪律,都规定了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是严格禁止做的,但是这几年都突破了,“潜规则”盛行,潜规则形成了无形的压力,使得好人都很难受。,王永昌:新发展理念体现了发展目的、发展动力、发展路径、发展方式的有机统一,体现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辩证统一,体现了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发展为了人民)的内在一致,也体现了中国发展与世界各国发展的合作共赢;既彰显时代价值,又具有世界意义。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凸显了西方发达国家乃至其他国家面临的发展动力不足、生态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扩大、经济社会结构失衡、社会矛盾加剧等发展困境。新发展理念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和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必须走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发展道路的普遍趋势,既是对我国发展问题的科学回答,也是应对人类发展全球性困境的“中国思考”“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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